日藏《全芳备祖》刻本时代考_日本_宋本_刊本

日藏《全芳备祖》是宋刻还是元刻，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该本字体、版式与南宋建本《方舆胜览》、《事类备要》等基本一致，当出于宋末建阳同一书坊系统，是宋本无疑。避讳不严，多有简体、俗体字等现象，也见于同时《事类备要》等南宋建本，不能作为否定《全芳备祖》为宋本的依据。元大德二年（1298），方回已记及《全芳备祖》坊本。保守地说，其刊刻时间在宋理宗宝祐五年（1257）至元成宗大德元年（1297）的四十年间，但一般不会延至元朝，最有可能在宋度宗咸淳年间（1265－1274）。

《全芳备祖》是南宋后期编辑、印行的植物（“花果卉木”）专题大型类书，被植物学界、农学界誉为“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”[1]吴德铎：《〈全芳备祖〉跋》，陈景沂《全芳备祖》卷末，〔北京〕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。。其大量辑录“骚人墨客之所讽咏”[2]陈景沂：《全芳备祖序》，《全芳备祖》卷首。，尤其是宋代文学作品，因而堪称宋代文学之渊薮。所辑资料极为丰富，“北宋以后则特为赅备，而南宋尤详，多有他书不载，及其本集已佚者，皆可以资考证”[3]永瑢、纪昀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三五《全芳备祖》提要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。，是宋集辑佚、校勘的重要资源，为文献学界所重视。198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影印日藏刻本，使这一在我国久已销声匿迹的原刻在七百多年后重新与国人见面，为植物学、农学、文学、文献学界推为当时盛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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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日本所存刻本究竟出于何时？一般称它为宋本，而包括唐圭璋先生等不少学者都怀疑其为元本，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笔者近年承农业出版社之约整理《全芳备祖》，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，最终我们认为，日藏《全芳备祖》刻本应属宋代无疑。兹就我们的探索和思考，与学界方家同仁分享。

一、宋刻、元刻分歧的由来

该书藏于日本，日本方面的情况不太明确。仅就民国间我国学者东瀛访书的有关记载可见，当时多认该本属于元刊。董康《书舶庸谭》卷二记载，1927年2月28日在京都帝室图书寮所见《全芳备祖》残本为“元刊本”，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著录该书也称“元刊本”，附注“己巳（引者按：1929年）十一月十一日观”。两人记载如此一致，说明当时日本帝室图书寮的该书题签、目录索引或有关著录即称“元刊本”。这一说法在日本可能由来已久，据天野元之助《中国古农书考》一书有关日本文政八年（1825）抄本《全芳备祖》的著录中既称该抄本题“影钞元椠残本”，该本卷数与今见刻本完全相同，显然是指该本的影写本。这表明，所谓“元刊本”的说法在文政八年之前就已出现。

董、傅二氏访书后不久，关于该书是“宋本”的说法也已出现。1928年，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人赴日访书，曾商议以交换资料的方式请日本拍摄此书，几年后、大约三十年代中叶胶片寄达上海[1]杨宝霖：《〈全芳务祖〉版本叙录》，〔北京〕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第214期（1989年）。，时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有可能见到胶片，今国家图书馆可见郑振铎所藏钞本前集卷十四葵花门“碎录”有8处标明用“宋本”校过，所谓“宋本”，应即指这套刻本照片。郑氏称其为“宋本”，或出于自己的论断，但也有一种可能，日本方面这时有了新的说法。至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据科技史学者吴德铎回忆，在有关书目中已发现日本皇宫图书寮藏有《全芳备祖》的宋刻残卷[2]吴德铎：《文心雕同》，〔上海〕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46页，第249页。，也就是说，至迟这个时候有关日藏刻本所属时代已由原来的“元刻”转向“宋刻”。日本天野元之助《中国古农书考》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，1972年日本内阁文库的木藤久代曾建议他将文政八年抄本改称“影宋”本，因为该影写本的底本是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是宋末刊本[3]〔日〕天野元之助：《中国古农书考》，〔北京〕农业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08页。。也就是说，至迟这个时候，日本方面也已有了“宋刊本”的明确说法。

1979年，日本有关方面将该书全部照片运来我国，同时中日各大媒体竞相报道，均称该本为宋本。1982年，我国农业出版社影印本卷首梁家勉序言、吴德铎跋文也均称该本为宋本。这应是当时中日双方学界和媒体一致的说法。这一影印本的出版，为社会各界使用此书大开方便之门。

也正由此开始，关于宋刊、元刊的分歧再次挑起。就在农业出版社版面市不久，李裕民、杨宝霖等学者陆续撰文提出异议，认为该本不会出于宋代，应属元刊[4]李裕民：《略谈影印本〈全芳备祖〉的几个问题》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第99期（1982年12月20日）；杨宝霖：《〈全芳备祖〉刻本是元椠》，《黄石师院学报》1983年第3期；吴家驹：《关于〈全芳备祖〉版本问题》，〔上海〕《图书馆杂志》1987年第6期。。综合他们的意见，主要有这样四点理由：一是日人称作“元刊本”在先；二是书之行款、装饰风格等更多体现元版的特征；三是有不少未避宋讳的现象；四是出现不少简化字、俗体字，这也是元版书的一个特征。这些意见似乎产生了一些影响，如唐圭璋先生在稍后《记〈全芳备祖〉》一文即称“刻本似为元刻而非宋刻”[5]唐圭璋：《词学论丛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693页。。最典型的莫过吴德铎，吴氏是农业出版社版影印本的主要发起人，在该书跋文中曾盛赞该本为宋刻。但到了1990年的《〈全芳备祖〉述概》一文中则改变了先前的说法，称“可能是元朝刊本，更可能是部分宋版、部分元刊的递修本”[6]吴德铎：《文心雕同》，〔上海〕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46页，第249页。，自称受到了李裕民、杨宝霖等人的影响。

但似乎这种否定的意见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。2002年线装书局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》、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》影印该本均仍称宋刻，编者的有关说明对前人的异议只字未提[7]安平秋、杨忠等：《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〉影印说明》，〔北京〕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3年第1期。。因此，至少在我国，谈及此书版本者仍多是各持己见，并未发生实际的交集和碰撞。关于该本是宋刻还是元刻，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，有必要认真对待。

关于刻本的时代，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明、清两代，迄今未见有任何明、清新出刻本的信息，剩下的就只有宋、元两代。现存刻本并不完整，十四卷前的部分即在缺失之列，有关该书的序言之类只能从抄本中寻觅。抄本只见两篇宋人序言，未见有宋以后的任何序跋、题记之类文字，因此该本被视为宋本，有其当然之理，但仅此一端，远不充分。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否定的意见是否可靠。在否定的四条理由中，日人关于宋本、元本的说法，都未说明具体根据，因此孰先孰后意义不大。如今原书俱在，应该回到残存刻本本身来考察。以下我们首先就否定宋本的关键理由逐一进行考察，进而综合其他信息，提出我们的思考和看法。

二、《全芳备祖》刻本与宋末同类建本版式、字体如出一辙

图1 左为上海图书馆藏宋咸淳刻本《方舆胜览》目录书影，右为日藏刻本《全芳备祖》后集目录书影。

图2 左为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《事类备要》书影，右为日藏刻本《全芳备祖》书影。

宋本否定者认为，《全芳备祖》刻本的字体、行款、版面风格、标题装饰等都与元广陵泰宇书堂刻本《类选群英诗余》、安椿庄书院刻本《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》、四部丛刊影元刻本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等比较接近，而与常见的宋版书差异较大，因而不能视为宋本。

这显然是将宋版书的特征简单化了，其实宋版书本身从事者有官刻、家刻和坊刻，时间上有北宋、南宋，区域上有浙刻、建刻、蜀刻，内容上有经、史、子、集等诸多不同，不能简单地、教条地一概而论。近三十年，随着古籍版本学的深入发展，人们对现存宋版书的了解、掌握越来越丰富。按照杨宝霖氏的论证方法，我们拿《全芳备祖》刻本与目前已经确认的同类宋版书来对比，会发现有更多接近，甚至完全相同的情景。

我们来看刻本《全芳备祖》和宋末建本《方舆胜览》的书影（图1）：这是两书的目录，版心细黑口，双黑鱼尾，左右双边，上下单边，类目的黑块白文，大字的颜体风格，小字的欧体风格等都极为相似。

再看《全芳备祖》与宋建本《事类备要》的正文（图2）：标题上的燕尾加圈装饰（一般都认为是元代建本的特征之一），“事实祖”与“事类”的长方块墨围装饰，“后集”、“别集”等椭圆型黑质阴文，更重要的还有大、小字的字体风格等，都几乎如出一手。三书的行款，《方舆胜览》与《事类备要》均半叶有界14行，《方舆胜览》行23字，《事类备要》行24字，《全芳备祖》半叶有界13行，行24字，可见行款相似，大同小异。

如果再仔细地审视一下杨宝霖氏所说三种元刻本，虽同为细黑口，与《全芳备祖》一致，但线口象鼻较《全芳备祖》稍粗。第三种即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更是四周单边，字体也明显带有赵体风格，与《全芳备祖》差异最大。因此，我们说，就字体、版式风格而言，《全芳备祖》刻本与宋建本更为接近，甚至完全吻合。我们用于比较的《方舆胜览》为祝穆所编，今见刻本《全芳备祖》每卷编者署名有“祝穆订正”字样，《事类备要》中的植物类内容主要是抄录《全芳备祖》[1]请参见杨宝霖：《〈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〉别集草木卷与〈全芳备祖〉》，〔北京〕《文献》1985年第1期。，三书编者为同时人，三书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。综合编者、体例编排，尤其是上述版式、行款、字体等因素可见，《全芳备祖》应与宋本《方舆胜览》、《事类备要》一样，均具祝家编刊风格，同属宋末福建建阳一带的坊刻本[2]关于南宋建本的版式、字体特征，可参阅黄永年《古籍版本学》，〔南京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85－87页。。

三、刻本避讳不严不能作为否定宋本的依据

否定者认为刻本多有不避宋讳的现象，因而不出宋代。李裕民、杨宝霖、吴家驹氏都指出这一点，且举示不少例证。帝名避讳有正讳、嫌名之不同，三氏所举多为嫌名。《全芳备祖》刻本中帝名正讳一般都回避了，只有少数疏漏，而对嫌字则避之不严。

宋人避讳之例最繁，世所公认。但像学者所指出的，官刻和坊刻有所不同。一般说来，官刻较严，而坊刻较疏[3]黄永年：《古籍版本学》，〔南京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86页。。尤其是像《全芳备祖》、《方舆胜览》、《事类备要》这样的类书，避讳尤多苟且不严的现象。兹举《事类备要》为例，该书与《全芳备祖》性质、内容、序署时间最为接近。我们就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所收该书中明确的宋刻页面（另有一些缺页由他本配补）统计，涉宋光宗名讳“惇”字共36处，其中缺书1处，缺末笔19处，以“厚”、“焞”字改换2处，而直书未避达14处。孝宗名讳“慎（昚）”字共有169处，其中有50处直接书写，未作任何处理。我们只是挑选了与《全芳备祖》书序署时最近三世中，笔画比较特殊（惇）或出现频率较高（昚、慎）的两个帝讳进行查验，就有三分之一的讳字疏漏不避。还有钦宗名讳“桓”字，《事类备要》续集卷二八“桓”姓条，全部内容为一页（今影印本两页）篇幅，有大字、小字、黑质阴文等共13个“桓”字，均未见缺笔。

这些都是正讳，至于嫌名，避之更疏。如理宗名“昀”，“筠”、“匀”均为嫌字。《事类备要》的宋刻部分共出现“筠”字30处，只有3处缺笔，“匀”字26处，无一处缺笔。不仅是《事类备要》、《全芳备祖》这样的市俗类书，即便是同时文人正规别集，这样的现象也不在少数。如宋端平刻本杨万里《诚斋集》[4]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》影印端平初刊本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缪氏艺风堂影宋本大致相同。，全书“恒”字凡4见，均缺笔（卷九五、卷一○九）；“曙”字共两见（卷七、卷一○七），均不避；其他御名如“顼”（卷九五）、“煦”（卷一一四）、“扩”（卷九二）等都有漏不及避的现象。可见宋人避讳，其例甚繁，而实际操作远不像清朝那样严格，在《事类备要》、《全芳备祖》这样的坊刻类书中，尤其明显。因此《全芳备祖》刻本诸多不避宋讳之例，并非如论者所说，是元刻本回改未尽，而应是宋刻原就避之不严，不能作为否定其为宋本的依据。

四、刻本的简字、俗字与宋本《事类备要》相同

否定者又说，《全芳备祖》刻本出现大量的简化字、俗体字，这非宋本之应有，而是元刻之常态。这一说法错误性质同上，都是将宋本、元本之差异过于简单化。坊刻类书，以赢利为主要目的，书商贪图速度，刻工为求简便，使用简体、俗体，由来已久，宋末建本尤为明显，并非元朝坊书才有。上海图书馆藏宋末建本《方舆胜览》中，“無”作“无”，“於”作“于”、“國”作“国”、“雙”作“双”、“盡”作“尽”的现象不在少数。而同时《事类备要》中，这类现象就更为频繁，访书续集卷四九“诚斋与陈提举”一条中，“齐”、“无”、“举”、“礼”等简化字就出现了10处，别集卷四○荔枝门“事类”中，“无”、“宝”、“迁”、“齐”、“誉”、“于”、“尔”、“数”、“体”、“与”、“兴”等多为简体或俗体。这些简体、俗体字的笔画写法，《全芳备祖》、《事类备要》两书均完全相同，另如“學”作“斈”，“叉”作“义”等也都完全一致。结合两书内容上的部分抄袭雷同，我们可以说，《全芳备祖》刻本与宋刻本《事类备要》应出于建阳同一家书商、同一班写刻匠手。因此以字见简体、俗体来否定其为宋刻，也不可靠。

五、刻本出于宋代的其他证据

上述三点不难看出，否定《全芳备祖》为宋刻本的几点理由都不能成立，而诸多迹象表明，刻本《全芳备祖》与宋建本《方舆胜览》、《事类备要》同出一炉，属于宋末建阳同一书坊系统的刻本，应即祝家编刻之产品。除了上述三点外，还有两方面的信息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的判断。

1.《全芳备祖》序言和正文中凡遇“国朝”、宋帝庙号及其他指称宋帝处多顶格和空格书写。以农业出版社影印本为例，第561页“哲宗”、第912页“国朝”、第1052页“宸”、第1395页“太宗”、“上”、第1456页“仁宗”诸处或顶格，或空格，或为该条起首，上为小字，余无例外。这些都是刻本存卷所见。刻本残缺而见于抄本的部分，也有这种情况，今南京图书馆所藏、原丁丙八千卷楼所藏抄本是现存抄本中与刻本最为接近的一种。该本后集卷二五山药门事实祖之“山药本名薯蓣，唐时避德宗讳，改下一字，名曰薯药。及本朝，避英宗讳，又改上一字，名曰山药”。一段中，“本朝”、“英宗”前均空格，这显然是刻本原来的面貌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该抄本卷首的韩境序称赞《全芳备祖》“尝以尘天子之览”，“天子”另起一行顶格书写。从抄本行文状况看，“天子”前一行下空半行，这绝不是换页或换行的自然需要，而是顶格以示尊崇的特殊格式，保留了刻本的原貌。如果该书属于元刻的话，上述这些顶格和空格应该首先予以清除，至少开卷序言中不当赫然保留宋朝的书仪。那么是否存在元人仿宋的可能呢？众所周知，明中叶以后，宋本始受推崇，而在元代尚无此风气。上述这些迹象都进一步表明，刻本《全芳备祖》当属宋本无疑。

2.元初方回对刻本的记载。方回《桐江集》（清嘉庆宛委别藏本）卷四《跋宋广平〈梅花赋〉》：“近人撰《全芳备祖》，以梅花为第一，自谓所引梅花事俱尽，如徐坚《初学记》梅花事，其人皆遗之，书坊刊本不足信如此。”这是宋元明时期有关《全芳备祖》刻本的唯一记载，方回此文署时“大德二年正月初三日”，也就是说《全芳备祖》刻本出现的时间至迟应该在元成宗大德二年（1298）之前。大德初年去南宋灭亡仅过去18年，整个元世祖忽必烈时期，东南沿海的形势尚未稳定，宋室残余义勇和海盗山寇仍较活跃，社会民生处在逐步恢复之中，而此时政治上科举未行。在这样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下，像《全芳备祖》这样的辞藻类书是否广受社会欢迎，而书坊能否积极投资经营、付刊行售，都是值得怀疑的。元代建阳一线刻书业依然兴盛，但今存元建本多出元代中叶以后。如果此书刊于元世，也当出于元中叶以后。今该书除两篇宋人序言外，未见有元人序跋。今所见各类《元史·艺文志》补辑本均未见有《全芳备祖》的记载，整个元代除前引方回文中所说外，未见有他人齿及，并整个明清时期均未见有刻本的记载。这种现象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，这就是《全芳备祖》刻成于宋之末祚，印刷数量本就有限，紧接着世事剧变，兵荒马乱，传播和保存极为困难，入元后存量即极有限，此后又一直未再刻印过。根据这些情况，《全芳备祖》刻于宋代的可能性应该最大。

综合以上五点论述，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，刻本《全芳备祖》应属宋末建阳一线的坊刻本，而不是有论者所说的元刊本。

六、刊刻时间的臆测

由于刻本第十四卷之前全佚，南宋建本常见的书坊牌记或题识之类不知其有无。

今所见抄本卷首韩境序署宋理宗宝祐元年（1253）中秋（八月十五），陈景沂自序署宝祐四年（1256）孟秋（七月），后者应该是陈氏自己最终编定书稿的时间。陈氏定稿后，到了麻沙书商手上，又经由所谓“建安祝穆订正”。今所见《全芳备祖》收有祝穆作品六条：卷十二菊花门“七言散句”一条、卷十六紫薇花门“乐府祖”《贺新郎》词一首、卷二十一山礬花门“七言绝句”一首、卷二十五素馨花门“五言散句”一条、后集卷十九豫章门“杂著”《南溪樟隐记》一篇、“七言绝句”一首。这六条均见于所在类目中的最后一条或是该类唯一的一条，多应是祝氏“订正”时自辑己作附于其末，或其子祝洙在其身后补入。其中有明确时间可考的是《南溪樟隐记》一文，记其麻沙居处的幽雅环境，末署时间为宝祐四年冬十一月。这去陈景沂自序时间仅四个月，据祝洙跋文所说，这是祝穆的绝笔之作，也就是说，祝穆当卒于此后不久。以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，能对陈景沂的原稿作多大的修订，不得而知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祝氏的订正稿肯定完成于此后，也就是说《全芳备祖》付诸梨枣的时间不得早于宝祐四年（1256）十一月。因此最保守地说，《全芳备祖》的刊刻时间应在宝祐五年（1257）到方回记载前一年即元大德元年（1297）的四十年间。

而实际时间有可能在宋末偏后。编成于宝祐五年（1256）十二月的谢维新《事类备要》，草木部分的内容主要采撷《全芳备祖》，但却未及收入祝穆此篇记文，从旁也进一步证明这篇作者绝笔不可能是由祝穆自编到《全芳备祖》之中，而只能是祝氏后人补入。同时正在补刻中的祝穆《事文类聚》续集卷六也补收了此文[1]关于《事文类聚》的刊刻与版本情况，请参阅沈乃文《〈事文类聚〉的成书与版本》，〔北京〕《文献》2004年第3期。，祝洙的跋文对此有深情说明，署时为宝祐六年（1258）八月上旬。《全芳备祖》所收此文，也应是此时前后由祝洙补入。这样，《全芳备祖》付梓的时间应该在宝祐六年之后。

还有一个可以揣摩的时间节奏。祝穆《方舆胜览》今存两种宋刻本，刻于宋理宗嘉熙三年（1239）的为初版，另一是祝洙重订本。重订本中，国家图书馆所藏一种时间稍早，上海图书馆所藏一种刻于宋度宗咸淳三年（1267），时间最晚。三本相较，后出重订本除内容和编排体例上有所调整外，初刻之繁体字多有改为简体的现象，而这种情况在上图所藏咸淳三年刻本中出现最频。这说明愈近南宋末祚，建本的写刻愈益苟简陋劣，简体、俗体字出现频率愈高。以这样的情景推想，像《全芳备祖》、《事类备要》这样简体、俗体字高频出现的刻本应该出现较晚，可能也与《方舆胜览》重订本一样，刊刻于咸淳年间（1265－1274），这去宋室灭亡只有十年左右。《全芳备祖》刻本如今只存孤本独籍，与其刊刻时间接近宋室悲剧落幕应该不无关系。（程杰）

来源：江苏社会科学 2014年5期

发布于：广东省